村上春树的《挪威森林》，有个中途写丢了的小人物，无名无姓，被主人公渡边称作敢死队。人物着墨不多，但“如果省略跳跃运动，后面的体操动作就都可能忘掉”、“把冰山图画贴到床头做什么？难要对着冰山吗？”寥寥几笔，一个木讷、固执、卑微的喜剧人物就跃然纸上。稍加回味，你会发现此人并不简单。
多年前，我闲来无事，到北京游学，就遇着这么一位哥们，比起敢死队，各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那天刚在寝室安顿下来，打外面进来一人，眼镜光头，长髯络腮，两手各提一口一模一样的大箱子，俩胳膊肘下夹着两个同款小箱子。这两大两小四口箱子，活像孪生夫妻和他们的孪生子女（夫妻还有孪生的？）。待我帮他放下箱子，他就仰着头，慢悠悠自我介绍：“鄙姓撒，名问。”
我笑：是笔名吧？“真名，绝对不是笔名。”他把我当成片警了，一边诚惶诚恐地说着江苏普通话，一边煞有介事地掏出身份证，毕恭毕敬请我过目。瞧着他一脸真诚的模样，我脱口而出：撒向人间都是问！好名！
入住没两天，我发现这人简直就是《挪威森林》里敢死队的真人再现版。每天早起，他必盘腿打坐，面壁叩齿30分钟，然后如老人般迟缓地起身如厕，再动作极缓慢地洗漱。他刷牙时，姿势如儿童般规范：双腿分开，一手背在身后，一手持牙刷屹立不动，却伏下方方正正的光头，做啃老玉米状，在牙刷上机械地左右来回做横向移动。从此我一直叫他——敢死队2。
敢死队2当年已四十开外，平生最大的愿望是搞小剧场话剧。他曾先后在上海戏剧学院、中央戏剧学院各旁听了四年，随后又在北京文艺界浸淫多年，对中国戏剧界了如指掌，侃起来头头是道。
我刚来北京那会儿，连话剧和马戏都分不清，却死端着个外省破落户的架子，请他为我做导游，领我出入各家剧院，报酬是看完话剧请他吃宵夜。没想到他食量惊人，已臻日食全羊不饱的化境。为消化食，吃完宵夜一般我只好陪他步行返校。还记得那年深秋，走在空寂无人的街上，路灯清照，寒风凛冽，落叶打着卷刮过脚面。除了他偶尔的大声咳嗽，四周鸦雀无声。
敢死队2天生异禀，越近冬天，穿得越少。等窗外飘起雪花，他清早面壁叩齿时干脆打起赤膊，牙齿一下下的撞击声，每每令我落一地鸡皮疙瘩。问他赤膊缘由，他缓缓回头，透过镜片上方看着我，慢悠悠不屑道：“先习惯挨冻，出门再穿件单衣就不冷了。”
有同学好心，贡献出自己的毛衣，洗干净送给敢死队2。他低头仔细检查毛衣，然后眼神痴痴地从毛衣上抬起来，一边死死盯着对方，一边语速更加缓慢而坚定地断然拒绝，理由能把死人气活：“这件毛衣是灰色的。我只喜欢黑色和红色，别的颜色，对不起，我不喜欢。”
可就是这个对生活如此挑剔的敢死队2，经常三天只吃两个烧饼，而且以此为傲，津津乐道。
敢死队2每天晓行夜宿，早出晚归，我跟他同居一室，却完全不知道他整天忙些什么。即使和他最亲近的人，也同样不可能知道他都忙什么。我怀疑，甚至连他自己，都不知道他每天都在忙什么。他是独行侠，总是行踪诡秘，单打独斗。每当傍晚从外面回来，他肘下必定夹着厚厚一摞报纸。夜里我一觉醒来，见他还在孤灯下剪报纸，写日记，表情凝重地抽烟，或者久久地、若有所思地仰头遥望星空。
我问他写过什么，他总是不屑于回答。只说二十年来写了不下两千万字日记，装满了款式相同型号各异的大小箱子。他那些箱子如同大大小小的套子，封存着他隐秘而又独特的珍贵记忆。
好奇心让我仿佛得到了一件新玩具。我不断地请他喝酒，费尽心机套他的话。最后一次，我十分认真、十分十分谨慎地提出，希望能瞻仰他的大作。他定定地看着我，然后如起重机般机械地转过身，缓缓举起双臂，从衣柜顶上搬下大大小小的行李箱，饱含深情地打开最小的那只箱子，从里面小心翼翼地取下三大本大稿纸。他轻手轻脚地翻着发黄稿纸，眼神温柔地浏览手稿，仿佛面对的是熟睡的三胞胎婴儿，然后才恋恋不舍地把手稿郑重其事地交给我。
终于可以一窥真容了！我的心脏居然砰砰乱跳起来。他的书法龙飞凤舞，介乎于草书、行书、楷书和不知什么书之间。三部大作的标题，每个字都有拇指盖大小，分别是：《我们大步走过去》；《我们继续大步走过去》；《我们还要继续大步走过去》。
看来他就是过不去了。我不禁愕然，随即哑然失笑，一口茶差点喷出来。他惊诧地盯着我，眼泪浸在眼圈里，慢慢地越聚越多，在眼眶里滴溜溜打转，就是不落下来。他委屈的表情，如一个刚被伤害过的儿童。我当即明白，我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，可要想收住笑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在北京见多了留一口大傻胡子的影视导演，为了弥补我对敢死队2的伤害，我力劝他把胡子剃了。他这次倒是听话，可是这一剃更不得了，他那坚硬的方脑门猛地突出来。一块砖头砸上去，脑门没事，板砖肯定碎了。我盯着他的脑门，知道多说无益。从此以后，我们的交往日渐稀少。
后来他突然扎起了领带，做起了文化公司。据他自己说，赚钱了就可以实现他小剧场话剧的理想。我当即用之类的刻薄话劝阻他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他居然筹到了钱！而且公司居然开张了！天底下居然会有比他更傻的人借钱给他！开张那天，他遍请校友，唯独没请我。我虽然不以为意，心里却耿耿于怀。
直到几个月后，听说他的公司果然灰飞烟灭，他和他借的钱一起泥牛入海。我这才暗自点头，随即发觉自己太不厚道，就趁夜到他公司所在的宾馆凭吊。见他因为欠着房租，租赁的办公室门上贴了封条。我顺着门上原先镶嵌猫眼的窟窿向里看，见里面散乱地摆放着几张办公桌椅，上面高高地堆满废弃的报纸。我心里暗暗难过。可是，可是接下来，我被眼前的奇迹惊呆了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——办公桌上堆着的报纸突然纷纷耸动起来，哗哗落地，敢死队2推开报纸，如海豚破浪而出，从办公桌上爬起来，穿着短裤到房间的死角里撒尿。我急忙敲门，尿声戛然而止。直到我反复报出姓名，他才来到门前，缓缓凑近窟窿，恐怖地看着我。
敢死队2 说，他没地方睡觉，只好每晚悄悄潜回办公室，揭开门上的封条，躺到桌上睡一小觉，天不亮再悄然出门。那天夜里敢死队2的食量，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，再次让我想起《三国》里传说中的左慈。我好心劝他，他最好的未来，是在五十岁之前跟一个大胖娘们结婚，在某条国道旁开一家包食宿的旅店。旅店由他娘们打理，他只管在后面饮酒喝茶就好。不想这话又大大伤害了他的自尊心。他又泪眼朦胧起来，久久地凝视我，然后双手揣进裤兜里，不屑地起身，愤然而去。
我独坐喟叹良久，转念又自我安慰起来：我的话对敢死队2来说，根本不算什么。所谓虱子多了不咬。无论是谁都未必伤害得了他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类名言，用在他身上根本不可能成立。
果然，敢死队2依然秘密、健康地活着，每过几个月就神秘出现一回，每次都食量惊人地吃喝，然后又迅速消失。我对他很放心，我知道无论他在哪里，他都绝对死不了。
前不久辗转听说他结婚了，娶了一个开饭店的大胖娘们。我果然一语成谶。我不知他如今是何模样，只是他往昔的形象，时常在我眼前跳出来：早起总要半地面壁扣齿打坐半小时，然后象幼稚园的小朋友一样背一只手细细地刷牙……
一个戏剧编剧，最后把自己搞成戏剧中的角色，这是不是作者的悲哀？但我仍然欣赏敢死队2，一个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人，一个连最低物质生活标准也无法保证的人，一个与家庭、朋友、爱情、享乐彻底隔绝的人，却深得当年广州叶名琛巡抚真传，２０年来隐居在中国最大闹市北京的最低层，不战不逃不降，不功不守不弃，只为苦苦追求心中的所谓理想。真说不好这种不生不灭的活法，算是一种坚守还是监守？还是什么？
也许，这就是底层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写照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没资格嘲笑敢死队2。我尊敬那些成功的大鳄，更尊重那群用自己的血肉之躯，浇铸成金字塔底座的庞大群体。但我们敬佩某人，往往常用高山仰止之类的大词形容。仰止是一句很有深意的话，即仰而不从。就象我这种俗人，对冰山上可望而不可及的雪莲，只会远远欣赏，却永远也不会走到冰山跟前。
灯下削笔 2016年7月1日